鄭秉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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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
圖片：春山出版
編輯：胡景祥
劉紹華是一名醫療人類學學者，長年在中國與臺灣研究衛生管理。從2002年起，她在中國四川涼山以民族誌方式研究涼山彞族的愛滋、毒品與流動青年的現象，深入分析社會變遷與國家衛生政策的關係。劉紹華從她對愛滋病與麻風的研究而深知，疫病、污名歧視、人權以及政治的互相關聯。在2020年出版的書籍《疫病與社會的十個關鍵詞》裡，她從正在肆虐全球的COVID-19疫情切入，以多年積累的知識提醒讀者，這一波疫情所引發社會、人權及政治的困境與爭執，並非新穎之事，反而是歷史中反覆再現的問題。劉紹華舉各種例子描述在面對疫情的過程中，不可淡忘的歷史教訓。本書的特點在於，剖析國家所採取的、看似理所當然的政策，如「防疫大作戰」等口號標語或高舉前線醫療人員為「道德模範」，探討其未料的後果，以及其掩蓋社會基層問題的企圖。
劉紹華從十個關鍵詞切入：污名、人權、公衛倫理、WHO、CDC、中醫藥、道德模範、隱喻、標語和旁觀他人之苦，以不同視角探究許多主題。第一章描述疫病與污名的歷史，並以前例說明「武漢肺炎」名稱問題何在。劉紹華回顧愛滋病與同志的污名史後指出，在臺灣，由於愛滋病與男同志的刻板印象連結，媒體原將AIDS翻譯為「愛死病」。儘管後來更名為「愛滋病」，社會對男同志的污名歧視依然存在，而感染者被歧視排斥。同樣，麻風與「痲瘋病人」因長存的污名歷史，在二十世紀中被更名為「漢生病」，而深陷麻風污名現象的巴西政府於1975年全面禁用「痲瘋」名稱，被視為去除污名的成功案例。由於感染者與其身分、國籍或文化易被形成歧視性的連結，劉紹華認為，「為放大視野與歷史格局」，謹慎思考選擇疫病的名稱並避免讓污名畫出「自我」與「他者」的界線至關重要。
在第二章，劉紹華談及「人權」，在「居家隔離」、「配戴口罩」和「電子圍籬」的時代，帶出如何在「公共」與「個人」權利劃分的討論。以在20世紀的中國雲南上百麻風患者被悲慘燒殺的案件為例，劉紹華描述社會的恐懼以「公衛」之名嚴重危害患者的人身權益。第三章討論「公衛倫理」，即醫療決策者如何保障研究對象與公眾的權利。在疫情下，引起爭議的是，許多國家的醫療研究者掌握資訊後，透過刊登論文與醫界分享重要資訊，但同時被輿論質疑有違反「及時行動」的公衛倫理原則，把珍貴的時間放在寫論文而不在防疫上。第四、五章分析全球衛生的概念，即在建立全球衛生體系的過程當中，「全球衛生」脫離不了地緣政治與意識形態爭執的脈絡。第五章放大國家的疾控中心經歷，以中國效仿美國CDC建立中國CDC的歷史為例，解析疾控中心應有的民主監督意涵。
在第六章裡，劉紹華專注中醫藥所代表的兩種難題：中醫藥可否融合現代科學和中國的傳統文化，它又將何去何從。劉紹華稱，中國在疫情期間高舉中醫藥，以民族主義對抗西方的現象，其實妨礙中醫藥的正常化、科學化，導致它難以被納入世界多元醫療框架的範圍。第七章探討「道德模範」。第一線醫護人員被稱為英雄，看似給予應得的肯認與榮耀。但其實，我們應該要想的是，為什麼他們必要犧牲這麼多才被視為英雄？劉紹華認為，「英雄」榮耀的背後所來自國家與社會的壓力，其實是掩蓋政府失能，轉移醫護政策不足的焦點。所謂「英雄」現象在各個國家都存在，但劉紹華指出，在有文革黑暗歷史的中國，其現象尤為顯著。
第八章和第九章都是以話語面向切入，細究「標語」與「隱喻」所帶來的效用與副作用。他強調口號得以動員民眾，並以簡單的方式達到政令宣導的效果，但同時也對持不同意見者施加壓力，以好聽的言語推動侵害弱勢族群的權利，美國前總統川普的「美國第一」或「法律與秩序」等口號即為案例。亦同時，高喊標語口號有時是政府已脫節民眾的現實生活的一廂情願。劉紹華於四川涼山研究愛滋病的過程中，發現中國地方政府把口號噴漆上牆，因鄉民不識漢字，未起反愛滋污名的作用。
本書最後一章探討疫情期間「旁觀他人之苦」的處境。因為疫情所產生的悲慘畫面，如義大利棺木擠滿教堂，或一位中國婆婆搭車被檢查未戴口罩，流淚發抖地回答買不起口罩等，此種畫面層出不窮，令「旁觀者」極為無奈。尤其記者、攝影師或如同劉紹華本身的進行田野研究的民族誌或社會學的研究者，親自觀察人類最惡劣之苦，經常被疑問，為什麼沒有「做什麼」？對此，劉紹華回應：
「多數的人，即使知道或遇見他人之苦，大概都是轉頭就走，連旁觀都做不到，或是否認他人苦痛的存在，甚至嘗試掩蓋真相。能夠做到旁觀，見證他人的苦難，本身就具有意義，這是起碼的倫理行動」。
本章彷彿不僅止於討論疫情與旁觀者的角色，而是劉紹華作為研究受到歧視、污名和排斥的弱勢群體的學者，為了她一生的工作，寫出一種慷慨激昂的辯護。以本章作結，讓讀者在疫病動盪與苦難的漩渦中，得以勇於面對、見證疫情中所展現的人性。
儘管這本書只有一章以「人權」為名，實際上，全書皆與人權息息相關。疫病蔓延之際，所產生錯綜複雜因素與利益之衝撞，政府以國家大我之名犧牲個人小我權利的風險，也是「政府」與「社會」、「健康者」與「感染者」、「多數」與「少數」以及「自我」與「他人」之間的隔閡所產生的不等待遇，這就是本書貫穿每一章的主軸。在台灣的疫情下，政府採取了各種防疫措施，如居家隔離、電子監控措施、調取個人資料和通訊紀錄，儘管民眾對政府防疫政策，接受配合度相當高，但同時也引起了不少對人權的疑慮。就如像台灣人權促進會等人權組織不懈地努力高度監督政府作為，保衛隱私權和人權，是民主社會應有的多元反思能力，不讓多數人的高漲情緒掩埋少數族群的權利。劉紹華的《疫病與社會的十個關鍵詞》適時警惕社會大眾，讓讀者們在疫情之下，重新思考疫病與人權相關的問題，值得一讀。